在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前，飞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规模受限导致，发达地区土地资源有限而产业越来越多，人口同步增长的同时，土地越来越稀缺，地区经济扩张需求产生“飞地”需求。

此外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需求，比如厦门市为了经济发展转型需要，逐步把岛内工业企业搬迁到岛外的经济飞地，并且利用搬迁后闲置土地资源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科技产业。

还有就是区位升级需要，比如全国百强县之一的大连长海县，为了克服自身区域自己的劣势，在普兰店市港口设置长海工业区。

深圳的第10+1区，深汕特别合作区结合了深圳市的科技、经济实力，以及汕尾的土地、人力资源成本优势，缓解了深圳市的土地压力。

时至今日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，土地不再是飞地产生的唯一原因，飞入地与飞出地的共赢成为了产生飞地的原动力。创新飞地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模式，对于经济发展也有着较好的推动作用，有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和区域资源配置。在区域一体化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的今天，飞地经济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中，在产业外溢转移中，飞地的存在使得整个过程更加流畅、更有目的性。

产业转移是飞地经济的本质特点之一，在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发展中，产业转移的发生是必然的，飞地的出现，使这种转移更有目的性、方向性。理论上飞地经济可以是将发达地区的项目和产业疏解到欠发达地区，也可以是欠发达地区主动进入发达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和运作。从欠发达地区飞入发达地区的“逆向飞地经济”现象如今也十分常见，如慈溪上海飞地、杭州未来科技城衢州海创园、嘉善国际创新中心(上海)等。而从发达地区往欠发达地区建立飞地的模式，刚好契合如今精准扶贫、全面脱贫的大趋势，也有典型的慈溪·安龙万洋众创城这样的帮建园区，带企业入驻的扶贫飞地模式。不论哪种飞地，在当今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，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，值得关注。

以慈溪上海飞地的模式为例，慈溪主动在上海虹桥建立创新飞地，一方面为慈溪企业拓展业务招引人才服务，提供流动办公空间、人才远程办公和会客场所，一方面是主动承接上海产业外溢的前哨，为外部企业走进慈溪提供中转服务，过渡式的办公。这个过程中，上海完成了产业外溢，企业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，慈溪得到了高端人才和所需要的目标产业，达到双赢的效果。

飞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共同受益，在逆向飞地模式中，产业飞出地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空间，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，并且为当地企业发展扩大提供了空间；产业飞入地增加了对外投资，扩大了地区就业人工和经济总量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产业层级。基于区域经济的分工和合作，优化区域资源配置，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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